握道据德升华人生
——黄友敬先生介绍
朱挺森、张潜华、宋爱斌、赵彦敏
一九三三年二月，黄友敬先生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他的父亲是国文老师，并兼任记者和会计的工作，后追随孙中山先生，为了支持革命事业，他将家中财产全数捐出。革命失败给了他很大的打击，加之误诊又失明了，心情悲痛，常吟诵忧国忧民的诗文。父亲的爱国思想对先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，也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。
童年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，福州两度沦陷，民生涂炭，哀鸿遍野，日食难度，不知欢乐为何物。
少年时期，目睹旧中国的遍体鳞伤，深为祖国的命运担忧，抱着满腔的悲天悯人情怀，十二岁时写了一篇《黄昏》，国文教师阅后，遂拿去投稿，并为先生起笔名：“忧时”。未满十六岁，先生投身革命事业，参加了福州的地下党，没想到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州解放，因“城工部”冤案牵连，祸从天降，蒙受巨大打击，直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平反。
解放后先生背着冤案，被分配到税务局，从事基层税收工作，每天凌晨一二点到屠宰场核查，盖印，收税，这与先生想从事文学的理想直是天壤之别。他非常苦闷，于是把心灵的困惑投入到学习上去，经常彻夜挑灯，但仍然不能释怀。继而又广泛地学习中国历史、西方政治经济学、黑格尔著作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、毛泽东著作等等，特别是哲学。最后他从哲学中找到了答案——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，让他认清自己人生走的这条路并没有错，也就是说忧国忧民参加革命没有错，这是必然性；但是门牌号错了，有这个灾难，是一个偶然性。不能因为这个偶然现象来否定这条路走错了，从而动摇自己参加革命的坚定信念，应当不改初衷，再冤枉也要搞好工作，这是为人民服务，这样，虽然没有平反，他先从思想上解放了自己。
除了“城工部”冤案外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劫难自然也没有逃过，经过长期批斗、关押、强迫劳动，以及长年累月超负荷工作，致使其身心受损，积劳成疾，罹患了严重神经衰弱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帕金森氏症、中毒性脑病、青光眼等多种难以医治的疾病，医院的常客，被急救过几次，落下了病弱的身体以及诸多后遗症。
七十年代，为了摆脱困境，先生决定自学医学，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。经过艰难的苦学与实践过程，先后治好了上述几种疾病。在治病的过程中，他总结出：科学+哲学+革命的方法。科学，是要真正清楚病理、病因，对症下药；哲学是帮助他提高判断力；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，他研究发现：这个病的基理是内热加外受风寒造成的。单从去风、去寒去治是不够的，要风、寒、湿三者交杂而治，而且这是外因。外因为次，内因为主的，治外因时，不要遗忘内因，要内外兼顾，标本同治。因此，他从二个方面来用药，一方面是固本的，养阴化瘀，而且养阴的要占百分之八九十，另一个是化瘀祛风的，只能占百分十左右。这样由内而外，由此及彼对症医治，根治了自己罹患了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。革命是要有顽强拼搏的、奋不顾身的精神。例如他的青光眼严重时，医院的中医、西医大夫都束手无策，他就用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来激励自己，忍着剧痛看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内科、外科、眼科、妇科、儿科等等医书，同时做了大量的笔记。按西医讲青光眼病人水分不能进太多，否则眼压会升高。他反其道而行之，采用“大进大出”的办法，以药代茶，使得药效终日常在。还创造中药熬了边喝边洗眼睛的方法，这样用了三年时间，根治了自己的青光眼。
在此期间，先生认识了陈紫庭医生，并师从于她。陈紫庭医生生于中医世家，三代都为良医。十七岁开始看病，从医五十多年，手上没有死过一个病人。她采用推拿和祖传的药方，一、二次就可以根治疟疾，经她手上治好的癌症病人有二十几个。她不仅医术高超，而且舞起剑来，水泼不进去；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她的医德高尚，传家之宝是：“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就不要赚病人的钱。”她将这种高尚的济世救人思想传给了先生。
然而命运是多舛的，一九七五年春节，先生突罹出血性坏死型胰腺炎伴发弥漫性腹膜炎，经过十三天的抢救，遗留下慢性胰腺炎和异常衰弱的体质。嗣后，虽经八年苦钻中西医学，终是根治乏术。后来他总结明白了，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历史的局限性，其自身无法超越。
一九八三年七月，先生遂提前离休。他一边继续学习，一边开始修炼气功，除了给自己治病，先生开始用掌握的医术，义务为群众治病，先后也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。因治病效果好，渐渐地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，每天早上先生从公园锻炼回来，家里就有病人等候了，因此积累了大量的治病经验。
先生边修炼，边研究气功原理，包括当时各家气功以及传统武术气功，深入分析它们的结构及特点；同时，又开始研究儒释道诸子百家，曾在鼓山住了半年多，阅读涌泉寺藏经阁内的大量佛学经典，并结交了一些法师、禅师，常与他们促膝相谈，共同深入探索佛学玄微。最后，先生直探源头，找到了——《道德经》。
所以，先生常说，他研究《道德经》，继而走上大道的路，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。他说：“是人类的走向，是民族的灾难，是世路的崎岖，是人生的曲折，是疾病的困扰，引导我辛勤地探索，艰苦地跋涉。”“我从道、佛、儒、医、武诸家理法，溯流而上，探索到它们的源头——《道德经》，与此同时，从文学、历史和哲学、社会科学循流索源，走到它们的源头——《道德经》。此两者，是如此地相根相生，相互交缠，又相互为用，逐步递升，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，逼使我努力清除盲目性，摆脱偶然性，把握必然性，从而开启了人生的理性自觉与自由。”
一九八五年夏，先生完成了《老子传真》初稿。一九九〇年秋，他完成了《老子气功学——道德经》第一册（《老子修真学概要》前身），尝试概括老子修真十四法，统称“无为自然法”。
一九九一年，他想申请成立福州市老子研究会，因为一无学术头衔，二无学府背景，所以没有批准，转而组织成立了福建省人体科学学会老子修真气功研究会，实际是学习《道德经》，通过读书、炼心、积德，提高道德人格，义务传授老子大道科学思想并为群众免费治病。不久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困扰他许久的慢性胰腺炎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好了，而且精力日益充沛。
他在福州市鼓山开办《道德经》学习班，每周组织大家学习，指导学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老子思想，修炼老子修真大道，众多的学员因此摆脱了困扰已久的疾病，走上了心身健康的幸福道路。这一过程持续了八年，另有长乐、闽清、平潭、屏南、西安等地近千人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学习和实践。之后，先生不再公开集体办班，集中精力整理资料和进一步理论研究及实践。
先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，坚持群体与自我相结合，边学习，边修炼，边探索，边总结，于一九九三年续写了《老子气功学——道德经》第二册，破译和化生了“虚静自然法”、“大道自然法”和“老子修真静功”，付之群众实践，均行之有良效。于是将学员的读书、修炼的心得编著成《修道证真录》，藉以昭信于世；同时，有感即录，集为《探老随感录》《哲学探索录》作为修真入门的资鉴、理法的补充；陆续著作了《从本体论探索老子之道》《论道的本性》和《道论——对老子大道哲学的思考》等文章作为参加“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”等学术会议的论文。此外，还编著《饮食养真录》《青光眼论治》《眼科札记》《肝病论治》《虚劳论治》等书。历时十一年，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完成四十五万字的《老子传真》，集校正、注释、今译、解说四个部分浑然一体，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后经几年的探索，其修订本于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由儒商出版社出版；一九九九年著成《老子修真学概要》，由银河出版社出版；二〇一一年与人合著《老子》，其中《老子传》为先生执笔，由海风出版社出版；此外先生还留下了四、五百万字的讲课稿，我们将其中部分加以编辑，同时将先生编著的《饮食养真录》及部分《探老随感录》组合在一起，于二〇一五年七月由海风出版社出版了《黄友敬集》一书。这些都是先生的心血凝结，也是祖国大道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。
《老子传真》，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题辞：“阐明为道日损玄旨，深研长生久视之道。”《老子修真学概要》，四川博物馆研究员、中国道教协会理事王家佑说：“黄公精思天道，所著诸论皆是道德文章。”有人对先生说：“是痛苦凝炼了你的华章，是灾难成就了你的灵魂。”洵是至论。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然而，探索是艰难的，尤其探索《道德经》是难上加难。先生总结自己探老之难的原因在于：
“从主体来说——
一是须有高度的文化素养。对于先秦语文的特点有所理解，于训诂之学有所把握，于诸子百家之学有所驰骋，既不会望《道德经》以兴叹，裹足而不前，亦不致望文以生训，迷蒙而不明。
二是须有超人的理性思维。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，以及世界的哲学，尤其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，有其整体性的把握，方不致陷于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迷惘与陷阱之中，而得以从思想、思维上与老子相互交通。
三是须有修道的真切体验悟证。老子五千言述道德之意，道重身体力行，舍此别无悟入处。老子所继承与发扬的上古大道科学，乃是实证实悟的学问，其核心唯是‘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’。身之不修，何有于道德？
四是须有老子的大道胸怀。心怀百姓，唯独没有一己之私；胸罗万有，唯独没有一己之妄。老子其深于人类历史的忧患意识者，他所抱有的时代精神与宇宙意识，虽然，玄矣，深矣，远矣，但亦非可望而不可即的。
从自在的客体来说——
一是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日移月转，时代递降，人类愈失其本真，离道日远，今日的我们，与《道德经》相隔远矣，这是时代的局限，亦是历史的鸿沟。
二是自古以来，探索《道德经》者，虽然历代辈出，不下三千余家，各出己意，师其成心以自用，如何于此浩如烟海之中，游泳自如，兼收并蓄，执一以贯，而不致歧路亡羊？
三是时代与历史的要求，人类自我觉醒的要求。古今中外，无数仁人志士，众里寻她千百度，却只在灯火阑珊处。我们人生的塑造与升华，生命的流向，命运的走向，均与之息息相关。探索《道德经》者，须从自我的人生需要与人类历史的时代需求相结合，而努力从事于大道科学，自可应运而兴，适时而动，成功遂事。
四是国家振兴，稳定发展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继承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，尤其是它的活水源头——大道科学，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。何况大道科学，乃一切科学之母，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。它不但是巨大无比的精神力量，亦是高深超越的科学，蕴蓄着伟大的科学智慧与深厚的物质力量。
主体与客体相互结合，相须为用，不可或缺。固然是难矣，却非可望不可即，只要有志于道，用全部的生命和心灵投入探索，自可积跬步以致千里，终抵于成的。”
先生自谦鄙陋，效驽马之不舍，用自己全部生命和心灵，走出了自己道德为心，弘扬大道，造福人类的心路历程。“苟为大道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这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为此他“勇敢地排除一切艰难险阻，藐视所有内外干扰，为振兴中华，为造福人类，为道化天下，鞠躬尽瘁”。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他去世，二十多年修真弘道的实践证明：老子修真大道，只要依法修炼，不难对它心领神会，而悟大道不传之秘，迅速获得治病健身、延年益寿、开发智慧、激发人体潜能、成功遂事等方面的效果，而且切实把握人生处世待人、从事各项事业的无上秘要法门，而立于不败之地，获得最佳的成效。先生总结它是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；实之又实，人生之路。”
先生一生爱书如命，借书，买书，读书，写书。他从几十年的探索研究实践中，总结出七个字：“广、博、精、深、约、化、创”，前五者是取其精华，化者，融化为已有；创者，升华与创新。先生晚年犹勤学不怠，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前几天，还要学生扶他坐到轮椅上，想去新华书店选购一些书籍。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历经数十春秋艰难困苦的磨难，先生终因积劳成疾，心力交瘁，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（农历六月十九日）离开了我们，我们谨以此告慰先师，您可以放心地走了，您所魂牵梦绕的、未尽的老子大道事业定将后继有人！
二〇一五年八月于福州“若水居”
